这些儿歌,你会唱多少?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 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不开不开我不开, 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这首《小兔子乖乖》,应该是大多数人被教育“不能给陌生人开门”时的童年回忆。简短易懂的歌词,配上欢快的曲调,朗朗上口,以至于若干年后,看到歌词仍能脱口唱出。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首儿歌已经是百年前的作品。 1922年,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1891—1967)在杂志上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

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不开不开我不开,

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这首《小兔子乖乖》,应该是大多数人被教育“不能给陌生人开门”时的童年回忆。简短易懂的歌词,配上欢快的曲调,朗朗上口,以至于若干年后,看到歌词仍能脱口唱出。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首儿歌已经是百年前的作品。

1922年,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1891—1967)在杂志上连载儿童歌舞剧《神仙妹妹》,其中,有首唱曲叫《老虎叫门》,它就是《小兔子乖乖》的姊妹版。

现在看到的《老虎叫门》歌词里,有孩子、小羊、鸽子和螃蟹,就是没有小兔子。据说,是因为最早的剧本里有小兔子一角,所以有“小兔子乖乖”的唱词,但1928年出版的剧本单行本中,小兔子改成了小鸽子,唱词也随之更改。

▲黎锦晖。图源:网络

尽管如此,由于此前的版本过于深入人心,“小兔子乖乖”依旧在民间被一代又一代地传唱开来。在传唱过程中,歌曲被简化为两段,主要讲述大灰狼与小兔子的故事。

中国现代儿歌,正是从黎锦晖那儿起步的。

01 现代儿歌,由此起步

1915年,《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中国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频频在文章中表达他们的观点。

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现)。”这群青年知识精英,除了意识到人的个性与独立的重要性,还意识到儿童思想的重要性,掀起了“儿童的发现”思潮。

1918年5月,鲁迅在《狂人日记》文末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同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一文,阐述人道主义观念,当中讲道:“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唤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已隐隐肯定了儿童的独立性。

▲更名后的《新青年》杂志。图源:图虫创意

1920年,周作人作《儿童的文学》演讲,指出:“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真正确立了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

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注重儿童教育,叶圣陶、郑振铎和郭沫若等人都提出了新看法。而现代儿童文学也在这时兴起,儿歌便是其中一类重要作品。

1922年起,中国第一本现代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创刊,随后又出现了《小朋友》周刊。这两本儿童刊物,是早期儿歌发表的主要阵地。黎锦晖便是《小朋友》的首任主编。

除了至今仍耳熟能详的《小兔子乖乖》(《老虎叫门》),黎锦晖还创作过数十首优秀儿歌作品。

《可怜的秋香》,是那时候最让人难忘的歌谣之一。

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

太阳他记得:

照过金姐的脸,

照过银姐的衣裳,

也照过幼年时候的秋香。

金姐,有爸爸爱;

银姐,有妈妈爱;

秋香你的爸爸呢?

你的妈妈呢?

她呀每天只在草场上,

牧羊,牧羊,牧羊,牧羊。

……

流畅的唱词叙述了牧羊女秋香可怜的一生,表达了对贫苦女子的关切和同情。这首歌自问世以来,引起共鸣,受到了广大儿童及大人的喜爱,传唱数十年,热度不减。

黎锦晖除了创办儿童刊物,还创办了明月歌舞团,发展流行乐。

明月歌舞团迎来了周璇、王人美、白虹等著名歌星,还迎来了一位重要的音乐才子——聂耳。

02 卖报,卖报

“申报,时报……今朝的新闻交关好,卖报,卖报!”

上海霞飞路、吕班路(今上海淮海路、重庆路)一带,不时传来稚嫩又洪亮的报纸叫卖声——来自一个约莫10岁的女孩。

1933年,聂耳在华联影业公司工作,每次走过街头都能听到小毛头的叫喊声,他总会停下买一份报纸。久而久之,两人成为了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小毛头一家由于“一二八”轰炸逃到了附近居住,家境困苦。

一日,聂耳对小毛头说道:“我给你写了一首卖报歌,你一面唱一面卖报好吗?”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不等天明去等派报,

一面走,一面叫,

今天的新闻真正好,

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

耐饥耐寒地满街跑,

吃不饱,睡不好,

痛苦的生活向谁告,

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1934年,在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首次公演中,小毛头登上舞台,本色出演卖报童,为观众演唱了这首《卖报歌》。

像小毛头这样的小报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街头,很是常见。战时生活艰难,不少孩童只能走出家门,批发一些报纸,通过街头卖报帮补家用。那段吃不饱、睡不好的日子,有苦难言。

聂耳用音乐替他们唱出来。

经典儿歌《卖报歌》创作者 聂耳。来源/网络

小毛头唱《卖报歌》,是被聂耳一字一句地教会的。

次年,聂耳与小毛头告别说要去日本,还答应她回来时给她再写一首歌。只是,小毛头再也没有等到第二首《卖报歌》。

1935年7月,聂耳在日本游泳时不幸遇难。

短短23年的人生,这位天才音乐家却给中国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音乐作品,包括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03 了不起的“王二小”

聂耳遇难仅仅两年后,苦难的中华大地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1942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里有一位词作家,名叫方冰。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李劫夫,恰好是一位曲作家。两人曾一起在华北敌后战场打过反“扫荡”游击战。

那段日子里,两人睡一个炕,吃一个锅,有空时一人作词,一人谱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日,俩人坐在台阶上,回忆起了反“扫荡”时的经历。

方冰对李劫夫说:“咱们打游击这一带的几个村庄里,出现了不少可爱的孩子。他们整天吃不饱、穿不暖,饿着肚子给部队和老百姓送信带路做了许多工作,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都是一些抗日小英雄。我们应该写首歌歌颂他们,让人们传颂他们,永远记住他们。”

李劫夫连声赞同。

不到两小时,一首完整的歌谣就出来了。

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

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

我们那十三岁的王二小,

英勇的牺牲在山间。

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

他却睡在冰的山间,

他的脸上含着微笑,

他的血染红蓝蓝的天。

秋风告别了这个村庄,

它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

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

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拿到军区文工团去试唱,一下子就传开了。

从此,“王二小”的英勇形象被牢牢地镌刻在人们的心里。但是,“王二小”并非一个确定的人物。

▲讲述王二小英雄事迹的书籍封面。图源:网络

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里,少年英雄“王二小”比比皆是。当时,老百姓为了防御日寇的侵袭,常常在山坡上设一棵“消息树”。山坡乃根据地的制高点,能够及时观察是否有敌情。当矗立在山头的消息树被放倒时,意思就是通知山下的居民要赶紧转移,而这项工作,常常由那些看起来“没有攻击性”的牧童来完成。

他们只是个孩子,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智慧,在特殊的年代承担着不一般的重任。

很多牺牲的孩童,姓名早已散佚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考证。但,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王二小”。

1944年年末,湘桂黔一带与日军进行最后的决战。日军在占领湘桂大片土地后,向贵州进攻,数十万居民不得不转移到汪家山(位于贵州省安顺市)。

由周恩来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也在转移的队伍中。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叫宋扬。

汪家山一带住的大多是苗族居民。

宋扬常到苗寨中与居民交流,为文艺创作采风。一日,他听到了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位苗族歌手为大家演唱了一首芦笙音调的山歌,他听到后,灵感大发,连夜将歌词进行改写。

小嘛小儿郎,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不是为做官,

也不是为面子光,

只为读书求学问呀,

不受人欺负呀,

不做牛和羊。

宋扬将这首改写后的《读书郎》教给当地的学生,随后又在安顺县城的一场文艺晚会上进行了表演。《读书郎》由此传遍大街小巷,直至今日。

04 “黄金时代”:写儿歌,讲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各艺术领域的组织协会也相继成立,属于文化与艺术的舞台渐渐构筑成型,“儿歌”真正迎来了“黄金时代”。

一阵阵文艺创作热潮此起彼伏,涵育着趣味与纯真的儿歌,在专业词曲作家的创作下找到了独特的生长机会,《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其中一首。这首儿歌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是新中国第一部儿童影片《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在20世纪50年代唱响于大街小巷。

电影《祖国的花朵》剧照。来源/网络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样让人一听便能“入景”的歌词创作,当初可让乔羽犯了难。

刚开始,乔羽想不到合适的歌词,一天,他和女友在北海公园租了条小船,泛舟湖上。不经意之间,乔羽突然看见迎面而来的船上坐满了孩子,他们坐在船上,神情悠然、嬉笑热闹,原来这是一群少先队员。这一幕撞进了乔羽内心,一句歌词在脑海中成型——“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

灵感一来,乔羽兴奋得顾不上泛舟,连忙上岸创作。无独有偶,也是在同影片小演员们泛舟戏耍的过程中,34岁的曲作者刘炽捕捉到了想要的节拍,用悠扬婉转的旋律描画出倒映的白塔、顽皮的鱼儿和凉爽的风。

1955年,电影《祖国的花朵》上映,影片描绘了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场景里有这么一幕——湖面上,一支小船悠然前行,孩子们坐在船上,穿着绸子制成的裙子、长灯笼袖的衬衫,齐唱着这首歌——“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电影《祖国的花朵》片段

碧波漾出涟漪,也将旋律漾进了无数观众的心。一时间,《让我们荡起双桨》被传唱开来,传递着少年们朴素的喜悦——“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歌声清脆悦耳,真正的新生活,开始了。

05 创作热潮:诉温情,唱生活

如枝桠遇春阳,进入60年代后,“儿歌”的创作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繁荣”的一大表现是创作队伍的壮大。专业曲作家之外,越来越多的人拿起纸笔,把心头思绪和崭新生活悉数糅进童谣。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直至今日,不少孩子还会跟着爸妈学唱这首《小燕子》,在脑海中想象何为草长莺飞、春暖花开。这首儿歌的词作者叫王路,曾就读于河南大学文学系,做过报社记者,后来投身革命,解放后在学校任教。1955年的5月,王路住院治疗眼疾,卧床时,突然看见窗外有燕子飞过,不久后便是六一儿童节,灵感乍现,王路很快创作出一组儿童诗,《小燕子》便是其中一首。

据王路的亲属回忆,提笔描摹小燕子的乖巧之态时,映在王路脑海中的是昔日与母亲在河南老家生活时一起看春日燕子筑巢、翩飞的图景。

创作《小燕子》时的王路。来源/《大河报》

这组诗后来发表在1956年6月号的《长江文艺》上。不久后,电影《护士日记》开拍,上海电影厂的曲作家王云阶创作主题曲,把目光投向文学报刊杂志。正是这样的契机,促成了《护士日记》与小燕子的邂逅,造就了儿歌《小燕子》的诞生。相中《小燕子》后,王云阶连忙写信给王路,征得同意后,在盎然生机中增添了新的场景。“新机器”“大工厂”等“一五”建设时期的特色“新”物什儿被种进了歌词,生出特别的春色,迎候着小燕子真正的展翅飞翔。

1961年,取材于厦门何厝乡第四中心小学八名少年英雄支援前线、打击敌人模范事迹的影片《英雄小八路》上映。

里边有一首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首歌,后来陪伴了大多数孩子的红领巾岁月。1978年,它被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出了中国儿童的精气神。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孩子也开始提笔写歌,歌唱自己的祖国。1969年的一天,13岁的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学生金果临,凭着英文课本中一句“I love Peking , I love Tian An Men.”和自己看过的电影纪录片中的“北京天安门”形象,一字一句地写下——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

后来,这首词发表在杂志上,被金果临的表姐、上海第六玻璃厂女工金月苓读到。歌词激发出了创作欲望,凭借着纪录片中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场景,一段旋律渐渐在心中成型,金月苓写下了曲谱。

1970年,儿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投稿前,金果临将题目《金光照的全球红》改为《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来编辑调整了部分歌词,1972年,歌曲正式定稿,并被传唱至今。也是这一年,金月苓穿着奶奶特意给的毛呢裤,坐着火车来到北京,带着些许害羞,在天安门前留下了几张照片。十年后,借着出差的机会,金果临来到北京,与自己笔下的“天安门”正式见面。

2009年的金月苓和金果临。来源/贾晓燕:《我爱北京天安门》四易其稿作者此前却未到过天安门

与此同时,儿歌天然具有的“教学”本色也逐步回归,伴随着对礼仪文化、精神信仰的朴实书写,儿歌也成为歌颂精神的载体。